本文作者为摩科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海粟先生

我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11月14日至16日在旧金山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这个峰会与今年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大体同期举行，包括拜登总统在内的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15、16日到工商领导人峰会现场发表讲话（习主席做了书面发言）。17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并通过了《金门宣言》。

1989年，在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倡议下，召开了亚太经济合作会议，1993年正式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目前共有21个成员，包括中国、中国台北、中国香港。这21个成员的GDP总量占世界的62%，人口占世界的38%，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快、活力最强的经济区域。APEC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每年举办一次，今年已是第三十次。

工商领导人峰会两天的正式会议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共有18场会议，大体分为三种形式：大会发言、聚焦访谈和对话讨论。大会发言主要是领导人致辞和一些专题演讲；聚焦访谈采取一对一的问答形式；对话讨论是若干嘉宾在主持人协调下讨论特定主题。参与这三种形式之一的各国政要除东道主美国总统外，还有马来西亚、韩国、泰国、越南、菲利宾、秘鲁、智利、印尼等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与我今年六月在天津参加的达沃斯论坛略有不同的是，APEC工商峰会上学者非常稀少，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界人士，所以经常有参会者把峰会称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对话”。此外，企业界人士在发言或对话中基本不涉及生产或科研的具体技术性问题，主要是讨论全局性、战略性、方针性问题。

可能因为东道主的便利，也可能因为美国的行业领军企业确实较多，在峰会上发言的企业高管百分之八九十来自美国，包括微软、谷歌、OpenAI、埃克森美孚、花旗、优步、万事达卡、UPS、辉瑞、联邦快递、普华永道等等公司的CEO。特斯拉的马斯克本来已预定在会上发言，很受与会者期待，但因故未能实现。能够在现场目睹这么多国际知名商界领袖人物发表见解，确是难得的机会，但是让人恍惚觉得是在参加一场美国工商领导人峰会。这次中国企业家在会上的声音不太大，只有隆基绿能总裁李建国和阜博集团董事长王扬斌两人作为嘉宾分别参与了两个对话会，其它大部分经济体甚至没有本国企业家在会上发声的机会。我个人觉得，以后不管谁家作为主办方，似乎应该让来自不同经济体的企业家表达意见的机会更均衡一点儿。

不过，虽然中国企业家在会上的声音不太大，但是中国作为整体在会上的存在感是非常强烈的，多位发言者在讲话中提及中国。原因可能有几个：1）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在亚太经济联系中的作用，任何人都难以忽视。如马来西亚总理在发言中说：我们的传统盟友美国在马来西亚发展的早期阶段，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在投资和贸易方面都是引领者的角色；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们认识到中国在本地区角色的重要性，应当让其有效地发挥作用。2）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是峰会的热门话题，而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很积极活跃，如中国在光伏、电池、电动车等方面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上都名列前茅，与会者在谈论这些领域的问题时难免不时时涉及中国。3）在一些影响世界的全局性问题上，与会者也谈到需要与中国合作，协调政策举措。比如，在人工智能和数据经济的发展上，互联互通和数据的跨国界流动等至关重要，中国在这方面出于本国的需要，有一些自己的特殊政策。谷歌的CEO在访谈中说，现在世界有一种走向两个互相独立的、平行的互联网的趋势，而信息在天性上就是要求自由流动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这次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元首举行的会谈，尤其成为与会者关注和谈论的重要话题。自从中美两国高级外交人员在马耳他会晤之后，两国出于各自对对方的的需要，在近几个月中都明显地展示了和缓的姿态。在旧金山会晤期间，美国人在各方面也比较配合，所以会谈产生了积极的成果。消息传到工商峰会会场后，发言者普遍给予了正面的评价。有的人说，在目前这种世界不安宁、多处地缘政治冲突热点存在、两个最大经济体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能坐下来面谈本身就是一个成果。不过，这些积极评价还是比较审慎的，仅从双方公布的几项事务性成果和各自的阐述来看（不考虑双方私下有什么交易），这次会谈的最大成果仍然属于保持沟通、管控竞争、避免冲突升级这个层面上，在一些涉及核心利益的战略性重大问题上，双方基本上还是各说各话，无论哪一方都没有战略上的实质性转变。因此，这次双方改善关系的努力给世界投射出了一些亮光，但今后如何发展，还有待于观察。

在国际关系和世界舆论场中闹腾了好几年的“脱钩”论调，经过各方的争论、实践和思考后，市场已经越来越小了。这次峰会上，各国政要和企业家在发言中，又再次在“完全脱钩行不通”这一点上，表达了比较普遍的共识。拜登总统在对工商领导人讲话时明确地说：“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我们寻求到的是去风险和分散化，而不是脱钩。”很多工商领导人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不过，这次峰会的四个主旨之一是“韧性”，即增强经济关系特别是供应链关系的韧性，使之能够更好地抵御风险，更能持续性发展。所以，在“完全脱钩行不通”这个共识之外，通过结构调整、供应链分散化等，使经济更加稳定安全，在与会者中也有很高程度的共识。比如，有数位发言者谈到“中国加一”的概念。中国的市场、产业链条、劳动力等诸多有利条件，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很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高度集中于中国市场，但由于以下三个因素，即1）全球化造成的苦乐不均；2）地缘政治冲突；3）三年疫情，产业链产生了很多脆弱或断裂的问题，使得很多企业试图保持在中国市场的存在，同时添加更多的灵活性和选择性。我在参加一个会议时，坐在一位来自东盟国家的企业家旁边，聊天时他说到：他的企业也在进行“中国加一”的布局，但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政府指令或强制的结果，而是他的上下游客户对他的要求，是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

这次峰会上，人工智能（AI）是一个特别突出的话题。它的发展和应用正在取得令人眼花缭乱和瞠目结舌的成果。OpenAI的CEO奥尔特曼在16日由苹果前CEO乔布斯的夫人主持的对话会上说：AI是比以往任何技术革命都更具变革性的、大跃进式的技术革命，本世纪二十年代将成为人类从稀缺时代向充裕时代转折的十年。但同时，AI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担忧，乔布斯夫人在这个对话会上就引用赫拉利（《简史》三部曲作者）的话说，AI是历史上第一个可以自己产生新思想的工具，在人类自己还不了解自身的时候，就全力发展AI，让它来接手我们的事情，很可能会造成人类的灾难。出于这类担忧，美国、英国、联合国等都在忙于制定规则来规范AI的发展。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末日论”和“繁荣论”两个派别，分别反映了“有效利他主义”和“有效加速主义”两种不同的理念。就在奥尔特曼参与这个AI对话会的第二天，他就被他的公司董事会解职，据《经济学人》说，其背景就与两派分歧有关。不过，在这次峰会上发表见解的科技企业高管们，大多是属于对AI前景抱有信心的繁荣论者，他们欢迎政府部门进行必要的干预，但不希望他们在微观层面制定过多的细则，以免对AI的正常发展造成障碍。

以上只是从个人视角得到的一些零星观感，不是对这次峰会的全面汇报，也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仅供读者参考，欢迎批评指正。